送个大红包给长官，可以谋到一个肥缺。
送个大红包给有关主管，可以标到大工程。
送个大红包给法官，可以将犯人由死改判生。
送个大红包给警察局主管，可以为吸毒犯调换尿液使其脱罪。
送个特大红包给看守所主管，可以让羁押犯在看守所内贩毒，每年赚新台币七八百万元。
1994年6月16日的《联合报》有一篇详尽的报道：“……办白事，送红包，否则死无冰身地”。
台北市立殡仪馆停尸冰柜常年不敷所需，每逢夏天旺季，丧家如无特殊背景，常是“一柜难求”。
从接尸、洗身、化妆、着衣、入敛……多达十余项的手续，无一不要红包。“不少丧家在公祭前一天下午六时起租用，到第二天中午结束，花费数万元，比住‘总统’套房还贵。”
台北市消防大队重申，民众使用救护车和救灾车完全免费，如发现有人强索红包，可主动检举。这则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公告，就是针对不少救护人员、消防人员临危强索红包现象而发布的。
病人要进好医院找好医生开刀，那更是无红包免谈。在台湾盛传所谓“剥三层皮”的说法：安排医院床位给第一次红包，新台币2—5万元不等；请著名的医生主刀要给第二次红包，新台币5—20万元不等；安排适当的时间开刀或病情严重要立即开刀还要给一次红包，新台币1．5—5万元不等。
调查显示，有八成的民众相信送红包、走后门对打赢官司有用。学历越高者，愈相信红包有用。
（《第三只眼看台湾》李辉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）
